第一个方面是舆论上的准备。对这件事，李洪志干这件事是很卖力气的。他就是通过各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就是不择手段地来宣传他这个歪理邪说。他宣传这个歪理邪说，一开始就是通过办班，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区
当中，他办了50多个班。他办班听的人毕竟是有数的，为了他扩大势力，扩大影响，制造舆论，他就是准备开始出书了。他从1994年的3月到1998年的年底，先后出了18种图书。这些书的书稿，有的是我整理过的，有的是我没有整理过的现成的书稿，但是送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都是经过我手出去的，这些书我看到的数字就是340多万册。除此而外，我还在这里头参与制作了音像制品有4种，这个也是印制了300多万盘。他说特别是边远地区，要往那个地方发展，要多出书。现在有好多人没有书看，有的地方十来个人看一本书。后来就是在1996年的7月份，国家新闻出版署就下了一个内部通知，收缴法轮功的四本书，那出版社人家就不出了。这个时候李洪志就是说出盗版书，直接拿着书到印刷厂去，可以告诉各地都这么做。他就对我说，老于，你可以告诉他们出书的，在封底就印上“可以盗版，功德无量”。就是说李洪志在那个出书这上头，他不顾国家的法律，用卑鄙的这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此之外，他又搞了一些印徽章，就是那个“法轮章”，再就是印照片、挂图，还有他的那个大挂像等等这些东西，也是来造舆论。我感觉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这本《转法轮》刚一出来，李洪志就说，这是一颗“重磅炸弹”。我当时也没有往政治方面去想，因为李洪志再三地说他不参与政治，所以我就没有往政治上去想。我想现在来看，李洪志所以很看重了这本书，把这说得那么重要，在李洪志的心目中，他把这本书已经当成了欺骗人心、争夺群众，向党争夺思想阵地的一个重要武器。
第二是组织方面的准备。李洪志到那个地方一办班，这个班没结束之前，他马上就把这个组织定下来了。我自己亲自参加的就是郑州那个班，他那天就把我 (们)叫到一块去了。去了以后，大概在场的有六七个人，他就叫这几个人，准备郑州成立一个辅导站，他就指定你、你、你，就指定这么三四个人，其中指定一个人呢，你拉总，你们这个辅导站就建立起来了。他很注意这方面的事，在北京也是这样的。王治文呢我就听他说过，李洪志办过班的地方，基本上都叫总站，他没办过班的地方都叫辅导站。上面是最高一层就是“研究会”，下面是总站、辅导站、分站、练功点。上面没有总站的，大的辅导站它下面就有片。这个组织上级管下级，一级管一级，一级控制一级。所以它这个“研究会”权力是很大的，它既有组织，分工还挺细，也有权威，行动也很快，是这么一个机构。它很有权威呢，这是李洪志授予的权威。李洪志也是在《义解》那本书中说，在班上就跟听课的人讲，“研究会”有什么规定，有什么指示，你们都照办，那个都是经过我批准签发的，就是我不在的情况下，“研究会”都是通过传真的方式，或电话的方式给我说了，经过我修改我签发同意了的，又传回来然后再传达给你们下边的，所以“研究会”发出的一些指示，一些规定，你们都要执行的。所以“研究会”的权威挺大，下面一听到说是“研究会”的，人家自然就把这件事联系到是李洪志的。因为李洪志有话在先，所以人家在这个地方都看得很重的。这个办事很快，效率也很高。李洪志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发经文的，就是那个小文，短篇的，一个一个的，他写好了就当面交给纪烈武，或者是传真就发到他(纪烈武)的家，纪烈武的妻子王小燕她会打字，所以她就把它打出来。打出来以后她就是，给全国有38个站，给他(们)发去。再就是给几个大站发传真，有长春站、大连站、济南站、武汉站、广州站等等吧发传真。再就是电话，打电话，就那么就传开了，很快呀。就说不管是“研究会”的一些指示规定啦，或者是李洪志的，不超过两天。
李洪志建了这些各级组织以后，他就又规定了一套，一些规章制度，一些规定。他自己就亲自起草了一个对“法轮大法”总站的要求，辅导员标准，再就是修炼者须知。除了这几个规定之外还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在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中就有，那个是李昌给我找一个范本，我就按照那个范本，结合法轮功的情况写的，这也是我的罪状一条。后来的时候，李洪志就主张就说，这本书要修改一下，其中就把《章程》撤掉。但是我现在细想了一下，就说李洪志把这个《章程》撤掉了，他怕露马脚，因为你既然没有组织，你怎么出来《章程》呢?现在那个《章程》也是名亡实存，还是这套程序，还是按照那个《章程》程序往下运行的。
李洪志在发展组织这一方面，特别重视发展年轻人。李洪志就说这个“大法”，是要永远传下去的，光有老头，老太太那不行，那必须要有年轻的接班人。李洪志这个话呢，也都传到全国(各个)辅导站里去了，所以全国那些辅导站呢，也在注重发展青年人，甚至是学生当中。这个学生还不光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连幼儿园都有。我就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幼儿园的，也就是那么五六岁小孩，都挺可爱的小孩在那地方打坐练功，双盘，那一般的还都盘不了的呢，那就是说明练了好长时间了。那就说这个后备力量一直发展到这。大连有个交流会，大连一次交流会的录像带呢，拿到王治文那，后来我看到了。有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孩，大概也就是三岁那个样子吧，小孩，抱到台上去，在话筒那个地方背经文，开始时候可能是小孩她妈妈说，你大点声、大点声，小孩把声音放大一点，背了一段经文抱下去了。所以他的“大法”要永远传下去的话，他这个接班人的话，那就是一批一批跟着上来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我就想说一句呀，那以后政府不宣布取缔法轮功，那以后可了不得，这李洪志野心大得简直都不可收拾。
再一种形式呢他搞那个基地，这也是发展后备力量的。他觉得呢这个基地有两个任务，他说了，一个就是培训一些骨干，就是现在辅导员以上的这些站长什么的。他这个基地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学法轮功，都要到那个基地去学，那么有人就推荐了一个怀来那个地方，就是河北省的怀来县，在官厅水库的北边，他也去看了一下，“研究会”的几个人也去了看了一下。过了一段时候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洪志说不在北京搞了，不搞了。我就回想了一下，李洪志不搞这个基地呀，从他心里来讲并不甘心的，就是说他不是他心里不想搞，是那个政治形势所迫，他不能搞。因为在1996年6月份，《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着法轮功就开了第一炮。说《转法轮》是封建迷信邪说，宣传封建迷信，要警钟长鸣。7月份紧接着就是新闻出版署收缴法轮功的4本书。李洪志这个人，我感觉他的嗅觉上是很敏感的。因此就是这两种情况一出，他想这个基地不能搞了，政府对他已经注意了，所以搞了这个基地不但是用不上，而且呢，赚的钱恐怕赔进去了不少，所以这个基地不搞了，我想他是这个意思。
第三就是物质方面的准备，这方面他主要是通过多种渠道聚敛钱财。他开始初期的时候，就是通过办班啊，治病啊，卖资料，再后一点就是出书，出音像制品，再就出一些大挂图什么的，就是他穿练功服的那种照片，来赚点钱。在96年以后，他把国内出书出资料这事，都转给武汉深深公司去办去了。据我知道就是，在内地印的这些书吧，他就赚了五六百万。再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法轮佛法出版社”。在那个地方出书，他一部分书运到内地来发售，再一部分对着东南亚的。另外呢，这个“法轮佛法出版社”，它负责对其他那些国家外文本的签订合同，给李洪志稿费。他从这地方呢，再获得一部分钱财。所以李洪志通过多种渠道聚敛钱财，而且他还是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我想呢，他搞这些钱，就是为了他到国外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搞的一个物质基础。
第四个方面的准备就是投靠敌对势力。他在国内传功到1994年底，他就宣布结束了。那是在广州最后的一个班，他在国内就不传功了。他觉得这几个大的练功点和全国的发展形势，他以为中国法轮功这个地盘比较稳定了，这些站长也比较可靠，所以他就想着往国外发展。所以他在95年的3月份，他就出国了。他重点就是美国。他觉得法轮功这个受阻，受政府的干涉，甚至给你取消了，那么他在国外有一个基地立住脚。他在国外传一次功，都建一个辅导站，这个辅导站就是他的基地。所以李洪志他看中了美国这个地方，他后来就决定到美国去。我说他是移巢美国。96年春夏这个时候。李昌给我讲，他说要给老师要办个出国手续，需要五、六个名人推荐，他说你是教授一级的，也算是名人，推荐人也算一个。你不用办别的事，你就是利用那个学院的空白信纸，在右下角写个名字就行了，也不要写日子，当时我就照着李昌这个事就办了。现在我想一下子，我也是为了李洪志逃跑助了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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