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新，男，1928年12月生，汉族，辽宁省凤城县人，大专文化程度，1947年10月参加工作。原系某军事学院研究室主任，1988年7月离休。于长新1992年6月下旬开始学练法轮功，
1994年1月任法轮功北京辅导总站副站长。1994年6月，于长新成为“法轮大法研究会” 核心骨干，主要负责出版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整理法轮功练习者心得体会。
2000年1月，于长新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第一个步骤就是“传功弘法”，扩张势力。我想了一下大概有5种形式。他第一种形式就是采取人传人、亲传亲。譬如我就是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李洪志6月25号晚上在北京办班，你是不是去听一听，他讲的和别人不一样，那我也就参加这个班了。他这种形式，就是以个人为一个点吧，它向外扩散，这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就是扩增练功点，譬如说北京的中山公园这个练功点，当时中山公园没有练功点，他就把西城一个练功点的人，就调到中山公园去练功，再加有一个人宣传法轮功特点，还有一个辅导员在那儿讲解，他就是用这么一个练功点辐射到周围地区，使得再继续扩大。第三种形式就是几千人的大场面练功。，这个固然是能够吸收一些人，但是这里边包含有政治因素在里边。一个就是他是给新闻媒体一点颜色看一看，就是说我能够一呼百应，如果媒体再有什么批评的话，我去三五个人，十个八个人不行的话，我可以多去人；第二个意思呢，给中央施压。就说是法轮功这么多人练功，还没有注册，你中央看了怎么办。所以就是说这个几千人大场面练功，它是在新闻媒体批评了以后出现的那么一个(产物)，不是开始就有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出来的这么一个产物，所以说它带有政治性在里头。第四种办班形式，就是利用李洪志的音像制品到比较远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办班。它这个办班的形式、程序以至方法，都是按照李洪志办班的那套形式搞的，实际上说白了一点就等于李洪志不在的情况下，按照李洪志的方式办的班，这个也是招了很多人。第五种形式就是交流会，用简单的称法就叫作“法会”。“法会”也就是交流会。他说我这儿有票你去不去，你去可以听一听，这样的话没学过的人也就去听了，学的人也去听。这5种形式，李洪志已经就把它最后定下来了。
第二个步骤就是上书中央，谋取合法地位。“法轮功研究会”是1996年的3月份提出，李洪志提出要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到12月底，气功研究会正式文件出来了，不给法轮功注册了。那么到97年的1月开始，叶浩跟李昌在李洪志的指示下，就要找挂靠单位。李洪志的目的就是脱离气功科研会，主要是不受它控制。当时中央有一个气功九人领导小组，他(李洪志)就老说这九人小组他不是支持气功的，他是看着你别出义和团的。我觉得这时候李洪志就是有做贼心虚这个感觉。李昌就开始起草第一封信，给统战部的，就想注册一个协会，当时的名字叫“法轮佛学会”。在1997年的9月底，好像是9月27号，中央统战部对这个法轮功申请注册报告有一个批复，我记得那个批复文件里头，有两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一句话就是不支持、不赞成成立“法轮佛学会”，第二句话就是要警惕法轮功发展成邪教。
大概是7、8月份吧，新闻出版署呢，它就有一个像是《情况反映》一类的东西，就说是反映法轮功这里面一些阴暗面的东西。这个呢，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的这个东西，我看到过一个复印件，这东西呢又影响到注册，所以就决定给朱总理和江主席写信，告新闻出版署的状，就说新闻出版署反映的情况不是事实，欺骗中央首长。那么实际上来看的话，那就是有点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起草那封信我参加了，我提了一个意见，我说是不是加上一点内容，就说《光明日报》和新闻出版署首先带头批评法轮功，引发了全国媒体都在批评法轮功，起了很坏的影响。李昌就提了个建议，就是说这次不光是几个人签名，这次以这个老干部活动组这个名义签名，所以有一天就开了一个老干部组活动会，对外就说是老干部“学法交流会”，有两三个人也发了言。这个时候李洪志就闯进来，后边就是刘桂荣、纪烈武也就跟着进来了。我坐的位置比较靠边，老干部围了圈坐着，二十多个人吧。李洪志坐下来以后，讲了一下子他在国外传功的情况，讲了国内的一些发展的情况，然后再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一提，完了以后李洪志就到外边去了。这些老干部就看了这封信，就以老干部的集体的名义呢，就给中央首长写这封信。李洪志去的这个目的，我当时我就明白，他不是想在那地方讲什么问题，或者是回答什么问题，他的目的就在暗中鼓励这些老干部集体签名告新闻出版署。这是第二封信就是这样的。
第三封信呢就是8、9月份吧，李昌电话叫我到他那儿去一趟，就在白石桥叶浩家里。我去了以后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都是北京站的人，有“研究会”的人，他李昌呢手里拿了一张纸，说是他接到新疆一个什么县的一个练功人的电话，说是公安部一局有一个555号通知，限制法轮功活动，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李昌就说是不是咱们还采取上一封信的办法，还给总理写信，大家说是可以。后来讨论一下，就说有主件，有附件。在主件讨论的时候，觉得刘树人(起草人)这次呢搞得可以。我在那里头又加了二句话，我就提了一个意见，说那个基层民警所以敢这样胡作非为，他就依靠公安部这个通知，他敢这样做，起了很恶劣的作用。他们觉得这句话也可取，也把它写进去了。李昌有一个建议，他说是那个第二封信呢，才二十来个人签名，咱们这一次能不能搞一个百人签名，更有说服力，力量更大，大家也都同意，就搞了个百人签名。“研究会”的人，也包括北京站的一些人，他都明明知道全国有死人的，或者是有些那个精神不正常状态这样的，都有。我知道就有两个，就是济南死了一个，在哈尔滨办班死了一个。这些事不提，却跑那里头吹毛求疵地去抠你别的东西，就是在颠倒黑白，种种说法去诬告公安部。所以就说这两封信，我感觉手段也是挺恶劣的。包括我在内，我那两条意见也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第四封信就是给李瑞环主席的。快到年底了，李昌有一天跟我说，他看到了一本佛教协会里面，一个负责人叫陈星桥，写了一本，出了一本书叫作《佛教气功与法轮功》，里边是批评法轮功的。李昌把我叫到那个白石桥以后，也是有好几个人在，他说，听到说佛教协会可能是归政协管，所以这封信就决定给李瑞环主席，告佛教协会。
李洪志从国外回来以后，看到那两封信，一个是给统战部的，一个是给(告)出版署的。那天在李昌那个地方，他就说我看到了这两封信，写得很好，很有力量，也很有份量，特别是告出版暑的那封信。李洪志为什么说它是有份量呢，也有力量呢，就是他看到《光明日报》首先给法轮功打了一炮以后，李洪志他挺恼火的，他就在东南亚打电话给李昌说，要发动学员，发动学员给它(《光明日报》)写信，也可以给出版署写信，给《光明日报》写信。从此以后就把这件事整个就布置全国。我听说是《光明日报》这个信，就有两麻袋，写了那么老多的信。从此以后，李洪志就把这个整个练功人就推到他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的第一线上去了，就直接出面和那些有关部门的，所谓的那个“讨公道”。接着李洪志就写了一个《大曝光》，这么一篇小文，就批评了一些人不敢出去，不敢到媒体去。那么现在来看一下我感到就是，李洪志这个《大曝光》实际上就是一个动员令，也是他检验一下，他这些练功人能不能够一呼百应，也能不能够到关键时刻能够跟他走。他就说到不敢出去的人，他说你怕什么，有的人就讲得挺好，我脑袋掉了我身子还在那儿打坐呢。所以说《大曝光》出来以后，有很多的学员感到后悔透了，没写信啦或者是没到那个媒体去呀，就这样的。所以后来再媒体有什么事儿了，那各地的学员非常积极呀，就生怕把自己落下去。譬如说，北京就有一个学员，我就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是你看看我，这个没有去呀，影不影响我“圆满”啦。所以说李洪志这个《大曝光》，不光作用很恶劣，他这个手段特毒辣，用心也最恶毒。从此以后，也就说从98年，特别是下半年，这个“研究会”呢，它就不研究“功理功法”方面的一些事了，它就研究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对付政府的事。
第三步就是聚集围攻，公开示威较量。李洪志告诉李昌，如果是软的不行，写信不行，就来硬的，就可以去人，去人给讲道理。那么这个围攻的呢，就是人数就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再就是影响就是越来越坏，它已经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股势力了，就像一个毒瘤一样。我所知道的呢，围攻比较典型的，就有齐鲁晚报，有北京电视台和围攻中央。
先说这个围攻齐鲁晚报。我就知道听王治文说呢，已经就去过好几次了，人不多，开始三五个，后来十个八个啊，后来二三十啊，后来到可能是到几十，僵持在那个地方了。
济南站长就写了一个材料寄给那个报社的，也给下面下发的，他不知怎么带来三份，准备给王治文的，后来呢李小妹，一天她路过我们家门口，她就把这份材料给我，她说你看一下，给王治文的。其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报社批评有积极的一面，我对这句话第一遍看了以后，我就感到很刺眼睛。当时我就想，全国上万家报纸刊物都一起出来批评法轮功，你都说他有积极的这一面，那不把法轮功给批倒了吗?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在这句话，我就用铅笔就写上了“这是投降书”。那济南站看到这个以后，那压力就是很大呀，那张寿强后来就组织了八九百人去围攻齐鲁报社，齐鲁晚报，逼得人家承认了错误。我在(这里)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
再就是围攻北京电视台。围攻电视台前后我参加了三次会。第一次会大概是在五月二十七、八号，就说是北京电视台呀在《特别快车》节目里头攻击法轮功，何祚庥攻击法轮功。大家就主张去给他(们)说理，我当时没说什么话，但是我赞成，就是我那种心理状态，我赞成。他们就陆续去找，赶到6月1号，我想是6月1号早晨，李昌把我叫过去了，叫过去我看他们那几个人都是北京站的，主要是北京站的一些负责人，纪烈武在场，李昌又讲了一下子，说今天去的人要多一些，离北京电视台比较近的辅导站要多去点人，如果是跟电视台要谈判的话，你们这些人都可以当代表，还可以现场找几个。大概过了一周时间，就是第三次会，在广渠门医院老干部活动室开，实际上我感到那就是一次总结会，就是围攻电视台的一个总结会。汤学华在那主持，“研究会”(的人)基本上都到了。后来我听李昌跟我讲，他说李洪志知道这个事啊，特别不满意。李洪志当时在欧洲，我就问他说什么了，李昌说，他说李洪志和我说了好长时间，他说老李我什么话都跟你说了，具体事我都给你布置了，就是一句话叫你去一万人没说你没做，这件事就没翻过来，没有办成功。我就问李昌，翻过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叫他(们)道歉不够啊，还是出报登那个声明啊。他说不是这个意思，说是这个没翻过来，就是李洪志原来给他来电话就讲过，就逼着中央出来说话，承认法轮功合法存在。李洪志呢，后来回来以后啊，他就写了一篇小文，就叫《挖根》，那李洪志可是没有客气的，这个《挖根》，就说是没去的人是错的，你要从思想上挖挖你的根，你这“法”没学好，你修得不好，你层次低，离“圆满”你还远去的呢。从此以后啊，因为他这个经文都是发全国呀，全国这些人都给轰起来了，那有些人就是没去过电视台的，下面就是说(只要)有这种事，绝对再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正好有一个《健康文摘报》，也登了个什么法轮功什么问题。他们就陆陆续续去找，说是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所以说李洪志这个《挖根》呢，就是很明确把这些人都轰到前面去，替李洪志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去给他去卖命去。
我再说一下“4·25”这个事。围攻中南海这件事，我不是太清楚。就是在“4·24”的下午3点半钟的样子，我还在睡觉，李昌跟纪烈武到我家去了，坐下了以后，他拿出了一个材料，有4页纸的样子，他说老于你看一下。我看了看，前面是说法轮功如何如何的好，后面是反映天津抓人，给中央提了三条建议。我就跟李昌说，前面都可以，后面你这个建议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了。他说，好好好，你改一改，我就当场搞笔给他改了一下，我改了一下就说，第一条意思就是说天津应该立即放人，要惩办肇事者，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第二条就是要允许《转法轮》这本书正常出版；第三条要给练功人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练功环境，中心意思是这个，这个文字可能还要长一点。当时李昌也没有说这材料在什么场合用，后来，我有一次看到在电视里头，播放关于“4·25”事件真相的录像，里面就把这一段话作为跟中央谈判的条件打出来了。后面一看很短的，一条一条的，当时我就想，这三条是我的罪过在这地方。李昌呢他给我漏了这么一句话，明天要有一些人到府右街去，可能还有外地人来声援。既然是天津政府那地方，门口也都被人抓了，那只有向中央反映情况。他起来走的时候，他回过头跟我说，他说老于你不要动，你什么都不知道。4月27日，(学)院里头就是开会，传达文件呀、中央首长的指示呀，说是李洪志22号什么时候回来的，24号中午走的，在北京呆了44个小时，我听了以后我说这是瞎编的，李洪志回来我应该知道。后来，当纪烈武在电视里头一讲，他怎么接李洪志，怎么送李洪志，我才知道那家伙确实是李洪志回来了，确实是他策划的。刘英(四川乐山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可能是5月 8、9号，(从悉尼)回来到我家来，给我讲了一个事呢，她给李洪志说，“4·25”这天于教授没有到现场去，李洪志说我知道，我把他保护起来了。再有给我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在悉尼李洪志讲“法”的那个稿子，打印好的。再一个就是一个纸条，李洪志纸条写的就是：“坚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看完以后，我就联想到这是对着“4·25”围攻中南海的，那么就说，他这是给 (叫)这些人不要泄气，叫练功人不要泄气，确立要继续修炼 (的决心)，修炼这个决心不要动摇的，坚修“大法”心不动，那么就说，你想为了要“圆满”，你就要继续修到底，这次就是一个考验，再有这种事，还要积极参加的。
我感到我直接接触的这三次围攻，这是李洪志从背后指挥，我感到他有点赤膊上阵的这种架式，他也是通过这个围攻，也显示一下他的实力，向政府施压，也是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的一次预演。
第四个步骤就是公开投靠西方反华势力，准备长期与中国政府对抗，与中国人民为敌。李洪志移巢美国以后，他经营美国法轮功辅导站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叶浩就跟我讲过，李洪志亲自任命了一个女站长，这个女站长来过中国，我见过两次。他们内部矛盾很多，勾心斗角，有一些练功人就不买她的帐，所以它里面就分成了两派。李洪志为了调解这个矛盾，也就只好把美国这个辅导站一分为二，分为西部辅导站和东部辅导站。李洪志在国内干了许多坏事，从指挥攻击媒体，一直到一万多人围攻中南海，这一步步失败以后，只好在国外寻求“保护伞”，想依靠美国支持来颠覆我国政府。我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三天两头往国内发经文，还利用了互联网进行指挥。这样他既可以保证自身安全，又能够控制国内，他想把法轮功练习者当炮灰使，当殉葬品。他还网罗了一些中华民族败类分子充当他的骨干，和台独、藏独、民运分子、民族分裂分子搅和在一起，一块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他这样贼心不死，负隅顽抗，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