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段启明:法轮功邪教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块毒瘤



  邪教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一切邪教都是非理性的封闭的神秘组织。在邪教组织内部,唯教主之命而是从,容不得人们对教主和教主的话有任何质疑;建立在以“信”为基础之上的非理性邪说,信徒们也不会去质疑;封闭的神秘组织体系,其成员很难自愿自动摆脱。因此,邪教具有蒙昧性、盲目性、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破坏性,尤其是一旦邪教教主的真实面目被揭露或受到法律的追究,邪教教主必然煽动信徒采取极端行为和恐怖活动来报复他人,报复社会,对抗法律,反对政府,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邪教之所以是邪教,最主要和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行为后果,在于对社会的危害上。

  李洪志把自己封为“宇宙最高的神”,把他的歪理邪说吹嘘成“宇宙大法”,这些都是谎言,都是非理性的,所以他容不得人们对他及其歪理邪说质疑,容不得别人对他及其歪理邪说进行的批评,容不得政府对“法轮功”组织的查处。他一方面用谎言控制“法轮功”练习者,一方面又用谎言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对抗人们的批评,对抗政府的查处。他把一切批评“法轮功”的人们诬蔑为“魔”,甚至把那些因修炼“法轮功”而死亡的练习者也称之为“魔”,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诬蔑为“邪恶势力”。“法轮功”邪教的蒙昧性、盲目性、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破坏性都是因其非理性所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本质的暴露,“法轮功”邪教对练习者个人及其家庭、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全方位的显露出来。大量事实说明,“法轮功”这类邪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大潮中出现的一股逆流,是中华民族健康机体上的一块毒瘤。

  “法轮功”邪教对社会的危害可以简要做以下归纳:

  一是对“法轮功”练习者及其家庭的危害,这种危害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人身和家庭的。

  从物质方面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非法聚敛钱财,坑害“法轮功”练习者。在李洪志打着气功旗号起家的初期,既以传授功法敛财,也以“发功治病”为名敛财。从1992年5月起正式办“法轮功”辅导班。据知情者揭露,从1992年5月15日至1994年12月21日共办56期培训班,攻击收费284万余元,李洪志净收入高达170余万元。他还非法在自己家里设了“功德箱”(允许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的一种接受信徒布施、损赠的设施),到他家看病的人每次须向“功德箱”捐100元以上。据政府有关部门查明,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底,以“法轮大法研究会”名义向全国“法轮功”组织发行和“法轮功”企业经营的“法轮功”书籍达1108万册,音像制品531万盒,“法轮功”标识徽章23万枚,图片等129万张,总销售额1.35亿元,非法获利4229万余元。(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9>一中刑初字第2075号)1996年以后,李洪志通过5家“法轮功”企业从事“法轮功”系列用品的经营活动,从中获利166万元人民币和500美元。李洪志所以暴富,所以在长春、北京、美国建了多处豪宅,所以能周游世界,都是因为他从信徒身上诈取了大量钱财的结果,是“法轮功”练习者用血汗养肥了李洪志。每一个“法轮功”练习者都有一笔账,都不同程度地被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所坑害,不少“法轮功”练习者甚至为之倾家荡产。

  从精神方面说,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毒害了练习者心灵,剥夺了他们的思想自由。邪教的罪恶,首先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通过对信徒“洗脑”实施精神控制。信徒们经过“洗脑”后,逐渐丧失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导致精神迷惘,甚至出现精神障碍、精神崩溃、精神失常。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痴迷者都会在精神上受伤害,而无一例外,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许多“法轮功”练习者盲目崇拜李洪志,舍弃一切“执著心”,一心追求所谓的“上层次”、“圆满”,有的人有病不治、遗误治疗,有的人精神失常,自残、自杀、自焚,有的人因受李洪志地蒙骗和蛊惑从事非法违法活动,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有的人甚至走上杀人的道路。截止2000年底统计,650多人精神失常,1700多人死亡,20多起杀人案件,就是这种精神毒害的最终恶果和典型事例。

  从危害人身健康、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方面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可以说是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李洪志宣扬“有病是消业”,有病不能治,治病“会把业力压回去”,就不能“消业还债”。许多练习者相信这种邪说,使病情加重,有的延误了治疗,死亡的1700多人中就有这样的事例。李洪志的“开天目”、“上层次”、“圆满升天”等邪说,导致了不少练习者自残、自杀、自焚,这类事例已经报导的很多,2001年1月23日河南省开封市几名“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就是这类事件的典型。李洪志把一切怀疑反对“法轮功”的人视为“魔”,煽动练习者“除魔护法”,制造了多起残忍的血案。河北承德的李亭1999年3月20日杀害亲生父母,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王安收用铁锹活活打死生身父亲,北京“法轮功”痴迷者傅怡彬杀父杀妻,黑龙江伊春“法轮功”痴迷者关淑云掐死9岁亲生女儿等,就是“法轮功”残害生命的典型案例。2003年5月25日至6月27日,发生在浙江苍南县龙港镇陈福兆投毒杀死17人的特大投毒案,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残害生命的又一新的罪行。邪教给信徒、给他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就给信徒和他人家庭造成了悲剧。一个美好的家庭,只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加入“法轮功”邪教,这个家庭的平静生活就注定要被打破,不少人甚至家破人亡。650多人精神失常,1700多人死亡,20多起杀人案件,足以说明问题。

  二是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在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蛊惑和煽动下,一些“法轮功”练习者放弃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在群众中制造矛盾和纠纷,煽动闹事,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199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明令查禁了李洪志的《转法轮》、报刊公开揭露“法轮功”以后,李洪志为了对抗查处,同时稳住“法轮功”组织的阵脚,他一方面策划“法轮功”组织搞反调查,编造所谓“修炼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欺骗舆论;另一方面,打出了“除魔护法”的旗号,把所有反对“法轮功”的人们诬蔑为“魔”,鼓吹“怕什么,脑袋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对揭露他们的人们进行威胁、恐吓,组织围攻新闻单位和政府机关。从1996年到1999年7月22日的几年中,“法轮功”聚众闹事达300多起,其中有300人以上参与的聚众闹事达78起。被围攻的新闻媒体和政府机关计有:中国青年报社、健身报社、齐鲁晚报社、南方日报社、福州日报社、合肥晚报社、辽宁日报社、重庆日报社、新疆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1999年4月,因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李洪志竟煽动“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19日至23日,对该杂志社进行围攻。人数最多时达6000多人。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4月24日转而围攻天津市政府。4月22日从境外回国的李洪志于23日上午,在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区的住所与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共同密谋,在北京中南海周围组织更大规模的非法静坐示威。李洪志鼓动人去的越多越好。李昌说:“这件事由我办”。在他们的密谋策划下,4月25日,北京及外省市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这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所没有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扰乱社会秩序问题,而是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示威、施压,显示力量,是一次妄图问鼎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演练。“法轮功”邪教的排他性、狂热性、极端性、破坏性暴露无遗。事后,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居然声称,才去了一万人,连零头还不到呢。可见李洪志的野心何等之大,气焰何等之嚣张!

  1999年7月,政府明令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以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并不甘心其失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扑。开始,打出“护法”旗号,鼓动“法轮功”练习者“要放下生死”,走出来,到公共场所尤其是北京非法滋事,以对抗政府的查处。2001年1月23日“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自焚案、辽宁抚顺“法轮功”顽固分子窦振洋、王洪军企图颠覆列车案(导致一趟旅客列车、一趟重载机车受损,险遭倾覆,直接经济损失7.6万余元)、河北秦皇岛“法轮功”顽固分子李海丰携带炸药欲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爆炸案、北京“法轮功”痴迷者傅怡彬杀父杀妻案、黑龙江伊春“法轮功”痴迷者关淑云掐死9岁亲生女儿案、神秘小喇叭案、破坏有线电视设施案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他们这么做的结果,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人们看清了“法轮功”的邪恶,还不断暴露了他们力量。之后他们改变策略,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如散发反动宣传资料、光盘,打匿名电话,发电子邮件,破坏有线电视设施,攻击鑫诺卫星,破坏防治“非典”等等。这里我想举几件事说明他们对社会的危害。

  一件事是破坏有线电视传输。“法轮功”邪教的喉舌明慧网多次刊登有关切断有线电视的方法,鼓动境内“法轮功”分子进行破坏有线电视传输的违法活动。2002年3月5日19时19分,周润君等14名“法轮功”分子割断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主光缆、插播“法轮功”非法宣传内容,使该市4个城区数万市民在近40分钟无法收看正常节目。同日晚18时,刘成军等4名“法轮功”分子用相同手法破坏了吉林省松源市有线电视主干线,造成该市所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有线电视停播210分钟,16万用户收看电视受到影响。2002年4月20日,黑龙江省鹤岗市的“法轮功”分子张跃明等5人将有线电视主干线掐断,在4个频道内插入“法轮功”非法宣传内容,造成该市部分地区有线电视网信号中断20 余分钟。2002年5月31日,安徽省合肥市的“法轮功”分子孙蝉、孙方期、张家村等8人破坏有线电视网主干线,造成该市桐江新村、烟草学院3900多户有线电视信号中断30多分钟。2002年8月17日,青海省西宁市“法轮功”分子贺万吉、“大权”切割有线电视电缆,致使该市城北区160户、城东区610户用户正常收看电视受到影响,部分用户电视图像出现“法轮功”非法信息。1002年8月18日,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分子李崇峰、李文明、张荣娟等人切断该市红谷区海石湾镇有线电视电缆插播“法轮功”非法信息,8月19日,他们又在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以同样手法实施破坏活动,致使800多户用户收看电视受到影响。张荣娟、李文明等人还在西峰市、庆阳地区进行了同样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违犯刑法第124条第1款和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00年颁布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邪教案件司法解释(二)的规定。

  第二件事是攻击鑫诺卫星。2002年6月至11月,“法轮功”邪教组织多次从台湾省台北地区发射非法信号攻击鑫诺卫星。2003年8月12日21时05分和8月13日20时23分再次从台北地区发射非法信号对鑫诺卫星实施攻击。鑫诺卫星于1998年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服务广电总局“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节目传输、中国海上石油、中国气象局、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等数十家用户。“法轮功”邪教公然违反有关民用通讯基本准则,干扰广播电视正常转播,侵犯公众权益。

  第三件事是散布谣言,破坏防治“非典”。今年春天在中国部门地区所暴发的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种新的疫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疫病,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抗击“非典”,不少白衣天使为了抢救病人,战胜这一自然灾害,不畏艰险,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躲在美国的李洪志,对于这样一场天灾却幸灾乐祸,借机攻击中国政府。2003年4月20日,他在纽约地区法会上说什么,“你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出现的这场瘟疫了吧?这不是大瘟疫降临了吗?用人的话讲这就是天在治人。针对什么来的,我们大法弟子都清楚——是针对那些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不配救度的,救度不了的人。而对邪恶烂鬼来说又没什么用的。那这是第一次清除。”又说:“世人觉得很可怕,其实真正可怕的还没开始呢。那个大清除来的时候更可怕,那是针对全世界来的。看着吧,今年是一个很热闹的年哪,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的。” 2003年5月18日,李洪志在加拿大温哥华“讲法”时又说:“ 大家知道这个萨斯(病)在中国,当初旧势力定下中国是要淘汰八百万人,他们不知反省还在隐瞒。因为慈悲于人,想要再给人机会,不想让死那么多人,可是他们不但不知反省,还在利用萨斯病迫害大法弟子,掩盖着真象。执政者也是常人,也在天惩之中。神在警示世人,人还想掩盖,不叫世人接受教训,那就等着更大的天治吧!也就是说,我用最大的慈悲心对待众生的时候,如果有的生命还是不行的时候,我就不管你了,自然就有另外的管法。”2003年6月22日他在芝加哥“讲法”时又说:“萨斯病能在北京出现,甚至能攻入中南海,使它的政治局常委都倒下几个,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世人认为的简简单单的一个传染病的问题。那里是邪恶封闭最严的,是因为那些邪恶已经被销毁到那种程度了,已经保不住它的老巢了,神才攻入了它那个邪恶的中心。”李洪志唯恐中国不乱,他要趁机再制造一些混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面前,李洪志完全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幸灾乐祸,散布谣言。在李洪志的蛊惑煽动下,一些国内的“法轮功”分子利用散发非法宣传品等手段散布谣言,干扰破坏防治非典工作。4月中旬以来,仅河北省就连续破获81起这类案件,北京市也破获多起这类案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丑恶表演完全说明邪教如同瘟疫一样,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三是对抗政府,危害国家安全。随着信徒的增多,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邪教教主个人的权势欲会急剧膨胀,进而谋求政治地位,窥视国家政权,当其举措遭遇社会抵制或受到政府查处时,往往会采取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或是寻求庇护和支持,与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以百倍疯狂进行反扑。

  1999年7月22日,新闻媒体公开报导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民政部发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出了禁止“法轮功”有关活动的六条通告和对李洪志的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深入揭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清算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罪行的活动。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妄图主宰中国,改变中国前进方向的企图彻底破灭,而且在中国大陆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求生存、图发展,李洪志投靠西方反华势力,甘心充当其走卒和工具,疯狂从事反对祖国的政治活动。

  这里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2002年3月李洪志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提出的“法轮功”邪教卖国论,这一卖国论标志着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已彻底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走卒和工具,是其民族败类面目的绝好的写照。在2003年的几次“讲法”中,继续唱《北美巡回讲法》的老调。投靠西方反华势力越来越明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攻击也越来越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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