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1999年5月2日下午，李洪志在悉尼会见西文媒体记者时，有记者问：“你认为你自己是精神领袖吗？”李洪志不仅矢口否认法轮功有组织，而且否认自己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头目。他说：“不。我没有领导任何人，我身边只有我妻子、儿女。他们开会请我来给他们解答问题，不然的话儿，我平时和他们没有任何接触。”这完全是一派谎言。
李洪志除了用他的邪说对法轮功练习者实施精神控制外，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和纪律，尤其注意对辅导站站长和辅导员的选任、培训和管理，严密控制和操纵法轮功组织。他说：“ 辅导员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我说辅导员，你的责任不次于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我说在末法时期，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心性比和尚还要高。我说我的学员的心性比和尚高，那我们辅导员就比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方丈要高。”（《法轮大法义解》）又说：“寺庙里修行的僧人，那一庙之长，称为住持、方丈，他是专修的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我们这个法也好，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你炼功站的辅导员和庙里的方丈、住持有什么区别？不是对大家要求高，确确实实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法轮大法义解》）
他规定：“我们辅导站的站长都是由我们研究会批准的，大多数都是我亲自任命的、指定的。”（《法轮大法义解》）又说：“辅导站的站长必须是参加过我办的学习班。听的越多领会越深，听的少的往往领会不深，甚至还有些东西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容易带偏。”（《法轮大法义解》）他还规定全国各地辅导站都要听从、执行他的决定。他说：“我不在的情况下，一切事宜均由我们法轮功研究会统一作出决定，统一带领大家修炼。以前研究会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我同意的，我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作出什么决定也是通过电话、传真和我取得联系之后他们才作出的。还有一点，我也跟他们讲了，这也是对研究会本身的考验。看一看我不在的情况下，带领大家做得好与坏，这也是对他们的考验。……所以这里明确指出：我不在的情况下，研究会作出的决定，我们全国各地辅导站都要听从、执行。作为一个辅导员那就更责无旁贷了。”（《法轮大法义解》）全国的法轮功组织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要求新成立的辅导站要报“法轮大法研究会”或几个大的辅导站，省和大城市的辅导站要把本行政区内的辅导站都管起来。他说：“在辅导站的管理上，已经有明文规定，大家就是按这个规定去做的。成立辅导站也是有条件的，也对大家说了，把新的辅导站报北京（指“法轮大法研究会”——编者注）或几个大的辅导站，特别是省或大城市的辅导站，在它行政范围之内的，比如贵阳市辅导站，就要把贵州省负责起来，各个县的辅导站就要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如果一个一个地与北京取得联系，不一定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对大城市附近的各县也要管一管，便于他们开展工作，大家本着对法轮功负责，你不管，他随便去做，也不领会精神，实际搞偏了，这对法轮功是一个损失。再有像武汉这样大的辅导站，把附近几个省都管起来了，我想也挺好，他们的经验比较多，时间长了我也放心，他们对法的理解比较好，工作开展得也比较好。”（《法轮大法义解》）又说：“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指“法轮大法研究会”——编者注）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给北京老学员的指示”1998年12月25日）他还要“法轮大法研究会”争取向政府注册登记，以取得合法地位；如果不能争取到合法地位，他指示“法轮功”组织也要“象原来一样”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从以上这些，人们可以看出，李洪志为了把法轮功邪教组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尤其关注各地辅导站站长和辅导员的选任和培训。他不允许各地辅导站站长偏离他的规定，违背他的旨意，否则“见一个换一个，绝不能留下。”李洪志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通过法轮功邪教的组织系统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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